一方面来看，如果工具性价值必须要来自终极价值，那么工具主义法治观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法治致力于实现何种终极价值？未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或者根本否认法治必须要致力实现终极价值的弱版本就是错误的理论，因为并不存在无目标的纯粹工具性价值。
再如，宪法学与刑法学的本体都应当是解释学，合宪性解释需要在宪法与刑法之间进行循环解释181。相比而言，与人身关系密切联系的人格权编和婚姻家庭编的研究成果偏少。
立法填补是法律漏洞填补的基本方式，司法填补是法律漏洞填补的重要补充，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法律漏洞填补最常见的形式111。(24)雷磊：《同案同判：司法裁判中的衍生性义务与表征性价值》，《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民法典》在解释论上应对中国现行法上的债法规则依潘德克顿模式进行整合140。(160)马荣春：《刑法教义学的新面相》，《东方法学》2019年第1期。司法裁判之后果，主要指的是它可能影响的一般社会后果，后果论证可以为既有的法学方法所蕴含25。
(127)竺效：《论绿色原则的规范解释司法适用》，《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民法典》在适用中可能面临着大量的分散解释、另类解释和异常解释③。(30)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引用法之不行，自于贵戚(31)这句话。
(44)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0-111页。(25)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并且新增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国古代最早直接以典命名的、具有法典性质的典籍则是《唐六典》。上述关于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阐述和表达，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
(40)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求是》2020年第12期，第4页。通过历代传承、阐释和应用，这些典籍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深刻地形塑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特质与价值观念。
对待中华法律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了审慎而辩证的态度。西汉时期，董仲舒在继承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荀子隆礼重法的学说与阴阳五行理论，提出了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方略。(66)〔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9《五蠹》。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
我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一些我国历史知识。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
商鞅主张立法应针对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求，不必拘泥于旧法度和旧道德。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分别审议了民法总则、民法典各分编、民法典3个草案，对民法典编纂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为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
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认为司法官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裁断案件，有司议罪，惟当守法。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看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特色。
(71)〔宋〕苏洵：《嘉祐集》卷10《上皇帝十事书》。董仲舒在论证德刑关系时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法律，是体现全体中国人民意志的法律，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保驾护航的法律。(17)此后，德主刑辅论被汉武帝采纳进而确立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16)〔东汉〕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
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唐代长孙无忌在《进律疏表》中发展了前代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先后制定了《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等民事单行法律，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制度基础、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民意基础。
(39)张文显：《民法典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法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第7页。(67)〔战国〕韩非：《韩非子》卷5《饰邪》。
大一统的秦朝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秦律，基本达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5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在传统社会，国家主要依靠官吏和法律进行统治，法律亦需要官吏的贯彻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次制定民法典，终因历史的原因而未竟全功，编纂一部民法典成为几代民法学人和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法治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中援引了诸多古代典籍、经典名句。《尚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43)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论断形成的若干重大历史节点(一)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正是在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滋养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论断。传统典籍中蕴含诸多关于法理、法律、法治的经典论断，这些论断所构成的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至今仍对人民群众法律心理的形成、法律意识的倾向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35)〔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卷82《史部三十八·政书类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则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强调法治的主体地位，强调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建设法治中国。
内容提要：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理论渊源。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借鉴，以提高立法质量为重要抓手，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应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方向和重点任务。(18)将道德与法律界定为本用关系，突出强调了道德教化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27)〔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38《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25)《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第1版。
今天，我们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目的是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69)〔元〕脱脱等：《宋史》卷160《选举志》。
五、结语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滋养，有助于促进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14)张文显：《法律文化的释义》，《法学研究》1992年第5期，第10页。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